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严向群，曾用名陈创，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。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。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、中青旅、中旅等单位。去年退休。
原题
云记忆之：老培叔
我与老培叔的交情至少可以追溯到35年前。对他的称谓也是数易其名。文革前我还是个孩子，有礼貌地称他“沈培叔叔”；文革中他成了下不了场的“运动员”，文明礼貌也成了怪物，对长辈直呼其名大行其道。
巧的是当时难得看到的几部外国电影中，有一部朝鲜反特电影，“老培头”是潜伏的南朝鲜特务，形象颇为乖巧，最后暴露令人吃惊。这角色与当时整日挨批，不得不做服贴状来保护自己的沈培先生十分吻合。
影片看完，我等小孩便自然叫起他“老培头”；文革一结束，他便移居香港，通信中我才知道他父母赐他的大名是“沈培金”，可见期望之高。但却有一种旧社会的味道，不应该是我对他的称谓。而“老培叔”才真恰如其分，既不失尊重，又不失调侃。
老培叔是个老球迷。
我孩提时对他最初的印象，就是他多次带我去新建成不久的工人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，看他最爱看的足球和当时最流行的乒乓球。还教我这个幼儿园的小孩，看球要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。回想起来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，对足球的痴迷却是与日俱增。
他不仅自己爱看球，而且还有同化家人的“特异功能”。他的孩子、夫人，甚至八十岁的老母都能被他同化得不畏暑热，走进体育场。即使是下起雨来，也要举着雨伞目不转睛。这个“三代同场”的镜头，着实令周围的球迷刮目相看。
为了找到球票，他这个一向清高的漫画家，也会厚起脸皮直闯中国足球队住地，找到当时的领队杨秀武自报家门。当然，他也曾象许多球迷那样，站在球场门口，手中捏着几块钱，逢人就问：“有富裕票吗？”就是到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，年过六十四，身在北京的老培叔，依然有半夜两点半爬起来看球的瘾。看完后不仅要和北京的好友交流观感，还会把电话打到香港的家中，与同是球迷的儿子大侃球经，让曾为球迷的我也是望尘莫及。
老培叔是个老顽童。
他的童心和对童心的敏感总让我难以忘怀。我小时候曾因为连篇累犊的广播，问过母亲一个可笑的问题：“为什么要反对‘形儿’上学呀？”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笑话居然能让他牢记十几年。直到我考上大学读一些经典著作时，老培叔又旧话重提。说我现在真是要研究‘形儿’上学了，还说他一直在想如何把这个幽默画成漫画。
文革中他曾带着我们一群小学生去什刹海游泳，行前居然郑重其事地拿出语录本，念一段毛关于要到江河湖海去游泳的“最高指示”。这种形式在当时的重大活动前十分普及，但放在我们的区区小活动前就显得十分滑稽，加上老培叔的严肃状，令我们这群小孩都不禁捧腹大笑。
文革初期，老培叔也曾虔诚地投身“派性”之争。他一手潇洒的楷书成为“派”中抄大字报的好手。一日他来我家，忽然想起有一“对立派” 的家也住这大院中。心血来潮，挥就一篇大字报，让我为他引路，趁着夜色贴在了那家的门上。归途中他手舞足蹈，那高兴劲真好像小孩过大年。
某日近午，老培叔来我家，母亲遣我去买菜待客。老培叔坚决反对。母亲说家中无荤菜，老培叔指着铁丝上挂的肉皮说就点炖肉皮这道菜。母亲说那是剔下来要扔掉的，老培叔马上接了一句典型的“北京童谣”：“你家阔，你家尿盆一大摞”。直让我笑得肚子疼。
定居香港后，老培叔有了孙子。他的“隔代亲”又别有一番特色。一日我在他香港的家中闲聊，小孙子见了就想进来凑热闹。老培叔坚决不让，两人便开始“拳头相向”，那严肃认真劲真让人忍俊不禁。小家伙嘴里还不住用广东话念叨着什么，老培叔也毫不相让，“以牙还牙”。
我忙问你们在说什么，老培叔说我们都在说一句话：“你以为我怕你呀？”这场“角斗”最后以小孙子趁机捅了老培叔一拳溜之大吉而告终。
小孙子的妙趣童言，同样能被老培叔学得惟妙惟肖。一次讲起为了让小孙子早睡限制他看电视，老培叔模仿小孙子的抗议：“当大人多好啊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！” 老培叔的童心是无法掩饰的。一次他陪我到尖东去拍照片，恰遇一艘外国游轮驶来。老培叔立刻兴奋的跳起来，“Hallo， Hallo"喊个不停。可没想到船舷旁站着的那些老外都无动于衷，毫无还礼的表示。这可气坏了老培叔：“他妈的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！”
拍片结束，老培叔执意要帮我扛那硕大笨重的专业三脚架。我当然于心不忍，老培叔说我可不是给你帮忙，你看我扛起这个三脚架多神气呀！哇，这个儿童心理我可真是没想到。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头，扛一支有他身高一半多的专业三脚架，走在繁华的尖东街头，真可称的上是香港一景了。那回头率绝不亚于摩登女郎，直看得我都不好意思。可那也正是老培叔得意之时。
老培叔是个老酒鬼。
这我是从1976年10月“四人帮”下台后才知道的。当时我还是个19岁的青工，看到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，但象老培叔这样每天拎一瓶“二锅头”来开怀畅饮的，还真是独一无二。当时他那种由衷的高兴，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酒至酣处，自斟自饮显然不能尽兴，他竟向我劝起酒来。尽管我早就听说这酒又苦又辣，但这时却完全被老培叔的激情和酣态感染了，他话音刚落，我便毫不犹豫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“对，这才象个男子汉！”那是老培叔在夸我呢。
此后，把酒临风便成了我与老培叔最开心的时刻。神侃之中，他谈起三年困难时期，他与三五好友在中山公园“精神会餐”，好菜好酒都成了梦中情人（这事后来也成了他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一条证据）。形势稍有好转，他便与友人下酒馆大过酒瘾，至喝得连买公共汽车票的钱都没有，几条醉汉摇摇晃晃地沿着灯火阑姗的大街走回家。
无论是我考上大学，还是每次寒暑假回家，老培叔都会拎上一瓶酒（他从来不带包）来与我共饮。可有一次暑假我回到家，却听说老培叔去香港定居了。那种怅然若失是前所未有的。骤然涌上心头的是：“再也听不到老培叔那令人捧腹的幽默了”，“再也不能与老培叔把酒神侃了”。
当时所思之“再也”，显然有失绝对，但再次与老培叔对饮也是十几年后的事了。那次我去香港出差，他却跑到内地神游。回到广州时，终于与他联系上。他在晚上十点多跑到我住的酒店来，神侃一通后，便要一起出去“吃宵夜”，当然是“醉翁之意就在酒”了。
一出酒店大门，他就快步钻入一辆开着门的出租汽车。我也就不加思索地跟着坐了进去。没想到还未坐定，他又推我一起钻了出来。原来他是由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送来的，黑灯瞎火之际，他带我上错了车。
广州（1994）
弄清原委后我们都大笑起来。此后，我们来到一家餐馆先喝了一通物美价廉的黄酒，点的小菜也是“大路货”。看着老培叔津津有味的神态，似乎一下又回到了十几年前，香港的岁月仿佛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记。还没到“酒酣胸胆尚开张”之际，老培叔的一个“做大款状的弟弟”（老培叔语）闻讯赶来，带来一大瓶著名的“蓝带”洋酒。可餐馆要收“开瓶费”，“大款”一怒之下率众拂袖而去。换了一家餐馆，继续把盏痛饮。老培叔为我的酒量大长感叹不已，我也为他的不减当年惊诧万分。
大概正是由于老培叔的童心依旧，六十多岁的人反而更愿意与他下一代的“小孩”交往。我们也特别愿意与他把酒一杯“侃大山”。最有趣的是结账时大家争相付钱，老培叔却能想出“手心手背，谁输谁付钱”的办法。不论输赢，他都能表露出孩童般的率真，令我感慨不已。
一次，故宫博物院的一位著名摄影师请老培叔和我吃饭，并拎来一瓶名声大噪的湖南“酒鬼”酒。连称这瓶友人相赠的名酒，转赠给老培叔是最名副其实不过了。老培叔也嘿嘿笑着，欣然接受了“酒鬼”这个大家公认的雅号。
老培叔是个艺术家。
这时才谈及，似乎有些本末倒置。老培叔的成名之作当数他创始的《小虎子》了。老培叔虽是浙江美术学院科班出身，但分配到少儿报画漫画，肯定是他始料未及的，也算是 “专业不对口”吧。可他在这 “小儿科”一干就是近三十年，可谓投入。
特别是为了体验小虎子的小学生活，他不知从哪里找了件校工的黑棉袄，腰上扎了根草绳，化装成打铃的门房，在一所小学干了好几个月。由于只有校长一人知道他的身份，每次遇到都是礼貌有加，这反倒引起其他老师和同学的好奇，可见老培叔“演技”的高超，这也正是他常引为自豪的。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，老培叔不仅对绘画艺术，而且对表演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。他对卓别林的表演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。这与他们两人都从事的夸张艺术乃至近似的身高、长相都不无关系。
他会为电影中的某一个好镜头感慨不已，如果是我没看过的电影，他会为我详细描述，令我如坐银幕前。“文革”后期，“内参”电影在北京出现，老培叔大迷此道。直到他后来移居香港，我都怀疑是不是与在那里能随意看电影有关。当我1997年在他香港家中看到一张他的晚年“演技”照，我才真正体会到艺术是如何“融汇贯通”到艺术家的骨子中去的。
这张摄于上海的照片，画面上一只垃圾桶占了近三分之二。老培叔白胡子，白眉毛，白头发。胡子和头发都蓄得很长，身穿一件旧羽绒服，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垃圾桶中的秽物，一只手还伸到桶的边缘，似乎要拣出什么。一幅惟妙惟肖的上海老汉拾垃圾图。
话题还是回到老培叔笔下的艺术形象上来。那《小虎子》可真是凝聚了老培叔的满腔心血，所以一问世便是形象生动，情节妙趣横生，引得小读者交口称赞。“文革”前还曾精选出一部分，彩印成册，是我最喜欢的读物之一。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许多作者续画过“小虎子”，但无一能出老培叔之左，大有狗尾续貂之嫌。这肯定与他们没有披起黑棉袄，在学校门口摇铃的经历有关。
“小虎子”如今仍然是《中国少年报》的保留栏目，大有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之势。我女儿有一次告诉我，她一个同学说如果没有“小虎子”，根本就不会看《中国少年报》。老培叔能为几代人留下这个感人的艺术形象，真该知足了。老培叔还为许多少儿读物画过插图，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当数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虽历经几十年，但依然深印在我脑海中。可见优秀的艺术形象有多么强烈的感染力。
艺术家大都不修边幅，老培叔也不例外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衣冠楚楚的时候，更不要说西服革履了。冬天总是一件中式对襟老棉袄，一顶老式毡帽；夏天的装束更是近乎市井平民：一件洗得近乎透明的无领套头衫，一条退色的大短裤，还有一双夹在大二脚趾之间的日式拖鞋。他就这么一身打扮，骑一辆旧自行车堂而皇之地进出机关大门。
“文革”后到新单位去应聘，他居然仍旧是这身“行头”，令招聘者都不由地感叹：大概这就是艺术家吧！待我到香港后再看他的装束，唯一变化的是那双旧拖鞋换成了一双旧布鞋，脚上依然是不穿袜子。如此这般地走在灯红酒绿的香港大街上，竟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协调，因为那个衣着氛围本来就是光怪陆离的。可他穿这一身站在北京街头“打的”，就会令那些以衣帽取人的“的哥”顿生疑惑了。
一次，老培叔径直钻进一辆有空调的出租车，司机不是按常规马上起步，而是说：“老同志，咱们可是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车是一块六一公里。”
由于职业的习惯，老培叔总愿意独处一室，经常是画作满地，客无插足之地，卫生状况自然就不那么好。夫人的干预也是自然的。有一次夫人外出几日，老培叔如释重负。可夫人将归之日，老培叔又如临大敌，最后在门口拉一横幅“欢迎ＸＸＸ（老培叔夫人名）同志光临寒舍检查卫生！”
老培叔对烹调艺术也是情有独钟。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有关烹调的成语“游刃有余”就是上小学时帮老培叔杀鸡时学到的。老培叔专门请我吃的第一顿饭，是在他尚未恢复工作，北京还只有个暂住的陋室之际，他炖了一大锅排骨，并声称今天没有主食，光啃排骨，结果着实令当时还要节衣缩食的我大大地解了一回馋瘾。记忆之深可想而知。
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。每到做饭时，家家门前一个煤炉子，烹调技艺立分高下。老培叔这时便自然脱颖而出，充分展露出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才华。直到邻居来了贵客，都要请他前去掌勺，这般手艺如何了得？
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老培叔和许多人由他们住的楼房暂迁到我家的平房来避难，老培叔又挑起了为大家做饭的重任。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日子里，老培叔居然还能浅心烧出十分精美的菜肴，真真让我肃然起敬。其中一道菜令我记忆犹新：翠绿的青椒一切两半，内放调味鲜美的肉丸，用文火慢慢煎熟。
其色其香其味，至今仍在眼前。
老培叔是个老江湖。
老江湖自然是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。老培叔的朋友究竟有多少，恐怕他自己一时也难说的清。每每由港来京，会朋访友常令他“日理万机”。为了不致顾此失彼，他常把自己的行踪搞得十分诡秘，大约也能从中感受到老江湖来无影去无踪的轻松自如。
但是有些“肝胆相照”的朋友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，比如说另一著名漫画家丁午先生。他们两人的交情肯定要比我与老培叔的35年还要长，而且是经过历次政治风浪的考验，可算是到了“荣辱不惊，笑看花开花落”的境界。所以不论老培叔的行踪多么诡秘，也不会超越他们两人的“莫逆之交”。
丁午画作（1974）
1976年抗震时，丁午来找老培叔的频率之高，令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感慨不已。后来居然给丁午起了个外号：“魂儿”。每当丁午来时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老培叔说：“嘿！你的‘魂儿’ 来了。”朋友到了这个份上，人生也真够本了。
老培叔的另一类朋友是他在人格上真心崇敬的。尽管这些人中有的已住进部长楼，尽管老培叔对高官避之不及，但他仍会带上一包土特产前去探望，小坐５分钟，坚决不吃饭，然后匆匆而去，仿佛是为了还一个愿。他的这类友人中有的已经谢世，但他们的友情并未因此而终结。那个家庭中的两代未亡人依然是老培叔要常去探望的朋友。为了这些人，老培叔会不远千里去寻访，置资金破费旅途劳顿于不顾。这大约就是常说的生活在友情的世界中吧！
老培叔之所以有那么多的“忘年之交”，我猜想是与他的一种思维方式有关。他会根据我们小时候的某一个行为方式，甚至某一句话，判定你是否能成为他的朋友。这种一言一事定终身的想法也不乏艺术家的特色和偏颇吧。比如说我的一个小学同学，就是因为在他落难时给予了他一些帮助，他能牢记20多年而不忘，并且视为知己。
同样是我的一位同龄人，在干校劳动时，与一个曾被毛泽东点名的“右派”发生口角后，借用成人的语言恶语相向。老培叔作为旁观者，将这事也牢记20多年，且将其打入另类。每每谈起，不无蔑视和讥讽。大有与之不共戴天之势。我想当年的两个当事人肯定早已忘记此事，而老培叔竟然还能栩栩如生地描述当时的细节，而且还由此断定了一个人的本质，这抑或是艺术家的敏感和观察生活的细微？还是某种主观的偏执？
如果没有这种思维方式，老培叔的朋友肯定会成倍的增加。有些多年的老朋友，常常会自觉莫名其妙地被老培叔绝了交。比如内地一位尤为著名的漫画家，大约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，未能言行一致，老培叔便愤然与之绝交。甚至将有其珍贵签名的多部漫画专集如数寄回，直弄得那老漫画家满头雾水，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培叔。
诸如此类的“莫逆之交”一夜之间成了陌路人的事情，在老培叔的身边还真不是凤毛鳞角，而且这些人大都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如雷灌耳的声望。老培叔这么注重友情的人与他们绝交肯定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，但他自己会觉得收获要比失的多得多，因为他保全了自己完整的人格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揣测而已。
后记：
此文完篇后，先打印了一份给老培叔看。他的第一个意见已被我采纳：将原标题“老培叔趣事”改为“老培叔”。他对此文的批语是：“多有夸张、演义、吹捧之处，幸亏不作评级别、评分房、评模（范）、评出国资料之用，无谓一一较真儿。圣经说：人人都有罪。我的罪孽就够深重，只是像《罗生门》中的人一样，慎密地将污秽罪藏起来，将光洁的一面给人看而已。”
我以为他的第一句评判，甚不公平。我从来不会、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他为目标进行“夸张、演义、吹捧”，只想以此文为读者尽可能生动地勾勒出一个我心目中的老培叔来。
老培叔对《友窗》颇有好感，常让我找些给他读。前次对严小丹《我的外公》一文不仅细读，而且逐段评价。还想一览《我的外婆》一文。不知主编能否满足他的要求，并且接纳他为窗友？如能每期寄他一份，让爱写信的他也加入笔谈，定会为《友窗》增添新的色彩。老培叔的名址：香港九龙金巴利街１4号２楼 沈培金先生收。
（本文写于1997年我四十岁时，载于《248友谊之窗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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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